发布时间：2020-02-13编辑：未知
第一次听到“黄锡璆（读作“球”，美玉的意思）”，还是2003非典那年，作为中国中元(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)总建筑师的他，是小汤山医院的设计者。
如今，面对“新冠”疫情，又见这位年近八旬的老者，主动请缨，要求再度披挂上阵。
此事源于2020年1月23日13点06分，中国中元收到一封武汉市城乡建设局的加急求助函，请求对“武汉市建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医院”进行支持。
随即，中国中元迅速召开由黄锡璆主持的支援武汉建设应急医院协调会议。经过与会讨论，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定：立刻整理小汤山应急非典医院图纸及相关资料，发送给武汉市建设局。
1月23日14点22分，接到求助函一个小时后，修订完善的小汤山医院图纸送达对方。
之后，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：2020年2月2日，武汉“火神山”医院建成完工，正式交付使用。
可想而知，这一切的成功离不开小汤山非典医院的设计图纸，更离不开图纸背后的那位设计师——黄锡璆。
01
黄锡璆，1941年出生在印尼，祖籍广东梅县。
梅县出过很多名人，比如名列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，还有培养出一代大师级画家的林凤眠，当然学生吴冠中、赵无极的名头，相对于老师，更为响亮。
黄锡璆，从小就对祖国，有着无限的热爱。虽然家在印尼，可是总感觉自己的根，仍在中国，自己是个漂泊异乡的人。当时的华侨，自称“海外孤儿”。
这里插上一段，比如说李国元与袁家英夫妇。袁家英是袁公袁世凯六子袁克桓的长女，李国元曾是张治中将军的副官兼私人秘书。1945年8月28日，毛公来到重庆，未带医生。于是，张治中安排李国元，做毛公在重庆谈判期间的保健医生。可以说，李国元几乎耳闻目睹了重庆谈判的全过程。也许离政治太近了，看得太透了，后来的李国元，决定一生倾注于基督教和教育事业。
最终，李国元夫妇定居印尼。在印尼，李国元作为加姆理尔大学（一所教会大学）的创建人和校长，很有声望。
印尼华人，在经济上举足轻重。可印尼人排华情绪，一直上演。1957年，李国元被苏加诺政府囚禁。作为妻子的袁家英，从早到晚，不是在政府机关排队等候领取批准探监的通知，就是四处打听丈夫的消息。
直至1959年，李国元一家被流放。所有的东西，均被没收，只剩下身上的衣服。数年的打拼，已成一片废墟。
身为大学校长的李国元，在印尼排华中，生命尚且得不到保证，更别提一般的华人百姓了。
16岁的黄锡璆
于是，很多老师都号召华人学生，回国学习本领，参加祖国建设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16岁的黄锡璆在高二时回国。先是，他的哥哥、姐姐回去，接着是他，父母总想在身边留下一、二个孩子，可是他的弟弟、妹妹随后也都回到祖国。这就意味着，黄锡璆与他的兄弟姐妹均已回国。
02
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本着这个信念，黄锡璆成功考取了东南大学建筑系。
梁思成、杨廷宝、刘敦桢、童寯（读作“俊”），被誉为“中国建筑四杰”。这四人间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；而黄锡璆与这四位大师，也是缘分有加。
梁思成，梁任公的长子，林徽因的夫君，为了保护古都北京，是那份著名的《梁陈方案》的作者之一。
杨廷宝，毕业于清华大学，也曾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，是梁思成的学长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。当年，民国定都南京，其南京中央医院，就是他的作品。
而童寯，作为杨廷宝的好友，戏称他设计的南京中央医院主楼为“放倒的板凳”。而我们著名的钟南山院士，就是出生在那里。
童寯，父亲曾为奉天省教育厅厅长，当了解到清华准许接收东北籍考生时，就鼓励儿子报考。据说，童寯是第一位进入清华的东北学生。后来的他，留学美国。
梁林夫妇学成回国后，第一份职业是在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，开办建筑系。还在纽约的童寯，收到梁思成的电报，请他到东北大学任教。回报乡梓，是童寯的心愿。
1932年，梁林夫妇因身体状况不佳离开沈阳，接替梁思成系主任一职的，就是童寯。
回到北平的梁林夫妇，加入朱启钤（曾当过代理国务总理）一手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。与梁思成并称为营造社两大支柱之一的，就是刘敦桢。
1935年，朱启钤(左一)、梁思成(左三)和刘敦桢(左二)考察北京天坛修缮工程
七七事变后，学者南下，梁林夫妇带着家人，一路颠沛流离，来到昆明。作为民间团体的营造学社，举步维艰。梁思成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—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，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，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。
中基会很快给予回复：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，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帮助。于是梁思成迅速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，并得到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许诺。于是，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春城挂起来了。
之后，我们知道，中国营造学社又跟随史语所，来到四川的李庄。梁思成、刘敦桢带着学社同仁，在那种艰苦卓绝的条件下，仍不忘研究中国建筑。
后来的刘敦桢离开李庄，赴国立中央大学任教。国立中央大学，蒋公为校长，其学子们被称为“天子门生”。据说，刘敦桢离开李庄的前一夜，与梁思成彻夜长谈，双方都依依不舍……
03
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而“中国建筑四杰”中的三人，杨廷宝、童寯、刘敦桢，均为黄锡璆在东南大学的老师。
尤其当年，为加强教学一线，童寯亲自为学子们上课。黄锡璆清楚地记得，童寯老师给我们上的是博物馆设计课，他的课，讲的很简短，余下的课时，鼓励我们多提问。我们那时候是学生，胆子比较小，不敢开腔。
助教老师就说，你们要提问，童老他会很高兴，会根据你们的提问扩展发挥讲课内容。
有句老话，大师一出手，就知有没有。
的确如此，教学相长，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提问，了解到对方知识的储备，会有的放矢，加以指导与明示。
话说上世纪50年代初，杨廷宝与梁思成，以及他们的学生辈，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。谈话间，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又坐下，又站起来，打量着面前的桌椅，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，量好尺寸，一一记录在小本上。
他说，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，而坐着甚为舒服，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杨廷宝的学生回忆，他常常提诸如此类的“小”问题：人的最小空间是多少？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？一张八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？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？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？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、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，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考的速写。
坐在车内，杨廷宝有时会指着车窗外的城市建筑问学生：这样的处理，合适不合适？好不好？
给建筑系学生演讲，学生期待着听“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”大谈设计，他却告白：“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，好吗？”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云云。
后人怀念他：“总之，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、合法、合用。”
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就是这样的建筑理念，也滴灌在黄锡璆的心中。
04
黄锡璆常说，医院是治病的场所，病人在这里，是弱势群体，做医院设计，你就真的需要体会病人的感受，为病人服务好。
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是黄锡璆早年的代表作品，为了感谢建筑师为医院做出的卓越贡献，院方特为他建立了一块黄锡璆纪念铭石，让后人铭记这位仁心仁术、道德高尚的建筑师。
作为一名医院设计专家，他始终坚持，医院是救命的地方，设计上决不能搞形式主义，让病人走最短的路看完病，是我搞设计最大的原则。
回头再看佛山医院，用事实印证了这一点。
佛山医院刚建成时，很多人不理解，认为门诊太大，浪费空间，更觉得医院建地下停车场不吉利，也无多大用处。
当时负责基建的佛山医院原副院长谭伟棠回忆道，医院启用当年，就创下日门诊量４６００人次的纪录，私家车的增多更是证明了黄博士的远见。
对此，黄锡璆这样解释——
建筑师是专业人才，除了解决医疗流程的问题，还要让医院空间更加合理，空间变化丰富，建筑不能设计的太枯燥无味。
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欧洲建设了一大批学校和医院，采用的是标准化的设计，不但效率紧凑，而且空间密集。这是为方便医生工作出发的设计构想，人们叫它“治病的工厂”，既冷酷又没有人性。
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反思，人们还是觉得战前那些有色彩、有空间情趣的医院比较好。所以，医院设计是在真正考验建筑师对人性的关怀。
05
黄锡璆设计了大小百余家医院，哪座医院设计水平最高，难有定论；但哪座医院情况最特殊，毫无疑问是小汤山医院。
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１日，北京市决定建立小汤山“非典”定点医院。而设计小汤山医院的任务，落到中国中元的头上。
专业医生尚未对非典病毒的传染性下结论，如何通过建筑做到有效隔离？如何在短暂时间内建成具备隔离、通风、防交叉感染等标准的医院，对医护人员和病人的人身安全负责？
面对重重难题，黄锡璆和他的设计团队，连夜投入工作，集体讨论、分别勾画、群策群力。没有办公室，他们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，画草图修改方案。
边设计边施工，经过７天７夜的努力，2.5万平方米的小汤山医院“拔地而起”。５月１日深夜，医院开始接收病人。
整个院区被分为三块，病人和医护人员的通道各不相同，防止污染扩散。建有污水和垃圾处理装置，对废弃衣物和器材等消毒处理，避免二次感染。
在两个月内，小汤山医院收治了全世界十分之一、全国七分之一的“非典”患者， 治愈率超过98.8%，全部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，被世卫专家称为“医疗史上的奇迹”。
凭借对中国现代化医院的卓越贡献，2012年，黄锡璆荣获中国建筑学界的最高荣誉奖——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，也誉为“医学建筑界的梁思成”。
06
2020年1月，面对凶险的“新冠”疫情，年近八旬的黄锡璆，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。
他在请战书中写道：“本人是共产党员；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，家中牵挂少；具有非典小汤山实战经验。”他表示随时听从组织召唤，随时准备出击参加抗击工程。
并于1月24日（除夕），黄锡璆亲自手写一封关于武汉应急应急医院的建议。
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福祸避趋之？在黄锡璆这位老者身上，我们确认看到了“中国脊梁”这四个大字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