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：2020-03-10编辑：未知
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院长 雷光春
我想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我的思考：一是空间生态学；二是生态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；三是国际湿地城市。
从事生态多样性保护最核心的是保护的对象，地球生命系统演替了38亿年。在这38亿年中，各种过程在不断继续，生物多样性的种类、景观和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。在变化过程中，生物多样性，各个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在空间上、环境上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空间异质性照片
国际观鸟的活动在很多地方早就开展起来了，而它所吸引的人气，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全中国或整个东亚的越冬候鸟栖息地，每年有将近50万只越冬水鸟在这里越冬，有98%的白鹤、78%的东方白鹳在这里越冬。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，根本是从地形和水文，甚至与整个环境的水质，动物、植物它们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，最后给当地的生态系统服务。
但这种过程是在一个自然情况下非同质化的分布，如果这种环境被各种破坏所影响，尤其是大规模破坏的背景下。每一个板块上物种概念的生成，取决于板块与板块之间的距离，很多物种正是由于栖息地不断丧失，板块之间形成板块孤岛导致灭绝。如果我们在大城市中间形成大面积、彼此相连、由生物廊道构成的栖息地的话，很多物种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。
我们在建的自然保护区体系，仅从城市考虑是不够的，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城市的作用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形势才令人担忧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、生物多样性2020目标等，我们的很多目标都没有实现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不完善，或先天性不足有直接的关系。
事实上，生物学和生态学都讲得很清楚，如果栖息地面积保护不到其比例的50%，生物灭绝的概率是非常大的。在实际过程中，我们能保护的比例非常低，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目前建了11800多个生物保护区，占的比例也仅有18%。
从全球的格局来看，绝大多数地方人为干扰非常大。正是由于人类对生态系统不断破坏和干预，生物多样性的指数在不断下降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，生物多样性指数每况愈下，已经下降60%，而湿地面积影响最大，下降了89%。所有的问题来自于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，从陆地生态系统到淡水生态系统，最后到海洋生态系统，这样一个系统的破坏，既与人类活动的干扰有直接的关系，也与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、规划也有直接的关系。
全球候鸟迁飞路线图
从九大迁飞区来看，东亚和澳大利亚的问题最为突出，濒危物种数量最多，而整个迁飞区22个国家，涉及1031个关键栖息地。目前迁飞网络保持45个，而且面临很多威胁，最大的威胁是栖息地改变，主要有全球气侯变化、污染、非法猎捕、周边重大工程、外来物种入侵等。所有的这些威胁大部分发生在自然保护区之外，1031个重要湿地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保护区范围之内。整个东亚、澳大利亚候鸟迁飞区的迁出物种，利用自然保护区的比例不到20%，80%还在农田。
很多关键栖息地由于温室大棚等生产方式的改变，以及与洞庭湖、鄱阳湖也有关系。以前都是越冬候鸟飞向栖息地，但为了改善经济，发展生产，温室大棚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。在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地区，以前都种小麦，小麦对越冬候鸟是非常好的，但改成棉田之后，候鸟根本无法适应栖息地的改变。
为什么生物多样性指数直线下降？生物多样性工业制定了2020年目标，而现在还有2030年目标，明年在中国召开生物多样性大会要讨论2030年目标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指数一路向下的趋势一直无法改变，现在有一个期待是2030年能有一个改观，这种改观能否实现，有待我们在保护的理念上是否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
爱多瓦威尔森根据生物多样性的理论，提出了在新一轮生物多样性灭绝前，最好把半个地球都保护起来。在中国，花了很多工夫才保护了18%，每个地方政府在保护地的管理方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，目前没有一个地方在新建保护地，从18%提高到50%是很难的。如果没有解决的方案，是否会有其他方案出现？
从整个全球自然保护理念来看，从十九世纪至今经历了纯自然保护到抢救性保护，到千年之计是为了人类生存保护自然，到如今是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保护目标。从物种到栖息地，从上世纪强调驱动因素和威胁因素的管理，到千年之计是强调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，为了追求社会生态系统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。
如果完全靠生态保护地是不可行的，能否有新的其他方式？理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，理念改变的核心是在城市如何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，关键在人、资源。目前超过55%的居民居住在城市，以每年1.6%的速度增加，城市仅占全球地表面积的3%，但拥有75%的自然资源，产生70%的废弃物，排放75%的二氧化碳。在这样的社区中，决策者、市场主导者、消费者均在城市中，城市的生态足迹超过其面积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
说到“空间重构”的话题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转型，宏观上讲是对生物保护体系，微观上讲是对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。在这样一个规划过程中，无论是宏观规划还是微观规划，都不会强调生态过程，尤其是水文过程和生物学过程，在规划过程中又该如何充分运用它们？
两年前，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启动了国际湿地城市认证，特别是为湿地城市、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凯发k8官方旗舰厅的解决方案。2017提出认证后，2018年为18个城市进行授牌仪式，其实中国有东营、海口、哈尔滨等城市获得授牌。该认证有几项基础标准，最基本标准是要有国际重要湿地或国家重要湿地，二是城市采取了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，尤其是水文过程的保护，开展了湿地修复，该标准最核心的是强调城市、湿地、人，要把这三者的关系纳入城市湿地总体规划。要在城市的层面上建立湿地城市委员会cepa及公众参与宣教中心，湿地保护修复要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。
我们如今说的生态重构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生态修复，尤其是湿地修复。从历史来看，湿地和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所有的城市依水而建，城市发展过程中，由于空间的关系，很多湿地被围垦了。
近十年，尤其是在中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城市建设、海绵城市建设等，为城市的修复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。但修复的结果如何，我认为最核心的是鸟类、鱼类、昆虫能否回到城市，有很多修复的案例是比较成功的，整个鱼类、鸟类、昆虫的栖息地，对植被、水文或其他生态环境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
以南昌为例，它是非常标准的湿地城市之一。南昌有赣江穿城而过，尤其是赣江、抚河形成的三角洲是最为典型的，是景观最美丽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。在湿地城市建设过程中，市政府重点抓了两条河——抚河和赣江的生态保护，也抓了河口关键栖息地的保护，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中间有几十个湖泊的保护修复，把城市湖泊的保护修复与赣江、抚河的生态联系、水文联系、生态廊道构建起来，形成真正可持续的生态城市和湿地城市。
南昌市城市环境与鄱阳湖候鸟栖息地的关系
有一些关键的生态修复项目，尤其是候鸟栖息地的项目，以前通过围垦切断了水文关系，真正恢复是恢复水文，水文恢复后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候鸟栖息地。在山东，每年有一万多只大天鹅在榕城，但以前不是这样，以前能吸引更多的大天鹅，后来建了大坝，把大海、黄海等之间的水文切断之后，不仅水产下降，天鹅也不来了。通过认真研究后，我们发现最核心的问题是水文切断，我们把大坝拆除，把水文、潮汐过程恢复起来后，大天鹅数量达1万只以上。
南昌市水环境保护修复影响着鄱阳湖候鸟栖息地的空间结构与功能
国际湿地城市的另一标准是清洁水源。水源是关键，水环境保护标准和可持续利用，包括旅游业、农业、林业、畜牧业，最重要的是市政府做决策时，是否与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决策的客观依据，每个城市是否有最好的保护实践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否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体系中。
最后一个标准是监测机制和管理措施。国际湿地城市认证过程与空间重构有直接关系，我们希望南昌经过一段时间的创建，会成为下一批国际湿地城市，南昌的艾溪湖、象湖等很多湖泊都在修复，从修复的结果来看是非常令人满意的。空间重构改善了人居环境，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，对维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视频链接地址：